牟宗三说：“中国的哲学，不像西方那样的很有系统，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逻辑的进路。譬如说中国思想最蓬勃时期的先秦诸子，如孔、孟、老、庄，大体都不是很严格的逻辑系统。……故以西方人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思想，是很麻烦的，很难了解。”

西方人表达思想，一般都会用到界定概念、下定义、归纳或演绎的推论，这样一套逻辑系统。因其指向清晰，没有歧义，所以听的清楚，看的明白，容易理解。而西方人读中国儒家的经典《论语》，觉得东一句、西一句，左一段、右一段，感觉好像都是智慧，但却漫无系统，看不出到底要说明什么。

其实不仅是西方人，就是现代的中国人，读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比如《论语》，比如《道德经》，甚至王阳明的《传习录》，也会有西方人一样的感觉。

这恐怕不只是表达的差异。

西方人的思想收获，往往是逻辑思维的结果；当此人要把自己的思想诉诸彼人的时候，只是在用有声语言或者文字再现这种思维的过程而已。现代的中国人，也已经或正在形成这样一种思维习惯——有过学术训练的人尤其如此。

我想，中国古代智者的思想成果，可能更多的是其生命体验的结晶。换句话说，孔、孟、老、庄的智慧，都来源直觉。这种直觉，本来就不具备逻辑基础，因而在呈现智慧时，就显得碎屑、零散；但在这些碎屑、零散的智慧中，不少也具有震古烁今的贡献和光芒。

王阳明，就是这样一位中国古代的智者。可以说，他的一些最重要的思想，都直接产生于他的生命体验——

在万山丛棘中的贵州龙场，王阳明趺坐石墩上（一说躺在石槨中）一声长啸后：“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是很多读书人都知道的最有名的“龙场悟道”。

在南赣平寇途中，王阳明寄书弟子杨仕德、薛尚谦：“即日已抵龙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并进，贼有必破之势……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 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南、赣、汀、韶，匪患频仍；朝廷多次举兵，屡剿屡兴。几乎都是官兵一去，死灰复燃。“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就成了王阳明的一句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本文重点分析他对“良知”的特别提示和措意，还有他的圣人观。俗话说“天理良心”，“良知”亦即“天理”；“天理”又是王阳明圣人观的核心要素，故可以放在一起讲。

据《王阳明年 谱》，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阳明50岁。这一年“先生始揭致良知之教”。他在给学生邹守益的信中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信中所谓“自多事以来”，即《年谱》中的“自经宸濠、忠、泰之变”。

正德十四年（1519年）六月，王阳明奉敕戡处福建兵变，从赣州行至丰城，闻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难，旋即返还吉安。七月，与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举兵，攻取南昌，并在樵舍生擒宸濠，前后仅用了42天的时间便平定叛乱。可笑的是，八月，在张忠、许泰等佞臣的撺掇下，武宗朱厚照自称“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总兵官朱寿”，领京军南下，要亲自在鄱阳湖生擒朱宸濠凯旋归京。许泰等要王阳明把朱宸濠放了；而王阳明认为宸濠既已被擒，武宗还要御驾亲征，放了朱宸濠不但可能会有无妄之灾，同时还会导致民力疲敝。便力阻武宗南下，于是招致张忠、许泰的嫉恨和构陷。张忠、许泰是皇上近臣，能量极大，与他们的缠斗，是王阳明又一次灾难深重的生命体验。王阳明对“良知”“天理”的重视，正是在这种百死千难境况中的人生感悟：小民的“心贼”难除，最多是上山为匪；而位高权重的人泯灭“良知”、不讲“天理”，其危害性就不可想象了！

王阳明对陈九川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言之谆谆，令人动情。

钱德洪在《年谱》中补充说：“先生自南都以来，凡示学者，皆令存天理去人欲以为本。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未尝指天理为何物也。间语友人曰：‘近欲发挥此，只觉得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

诚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天理”“良知”，虽然古儒言之在先，但因为你没有古人的生命体验，很难确切理解它的全部内涵。王阳明有了这种生命体验，或许就有了与古人相同的生命感应，也就知道了它的全部内涵。但“欲发挥此，只觉得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有问所谓，则令自求之”。这就是西方人读儒家经典、中国现代人读古人的书，不易读懂——字句都能疏通，但还是不能完全理解——的道理。

我在《王阳明的圣人观》一文中，讨论了王阳明的“所以为圣者”的唯一标准就是“纯乎天理”，而且说“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对于王阳明这种似乎有些偏颇和激愤的观点，看了此文，应该会有一些“了解之同情”吧。

编辑 李宇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