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与一座城市紧密相连时，他的艺术就成为这座城市的“记录者”和城市文化的“集装箱”。杨晓洋便是这样一位将视线对准城市，在都市水墨的艺术世界躬身求索的艺术家。

1966年出生于吉林省的杨晓洋现任深圳画院副院长、深圳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出身艺术世家的杨晓洋从小受他的父亲，著名艺术家杨沙的熏陶，形成对艺术的敏锐触觉。小时候的杨晓洋还成为父亲的彩色连环画代表作《闪闪的红星》里面“潘冬子”的小模特。父亲认真作画的形态以及对艺术严谨态度也影响着后来的杨晓洋。

杨晓洋在写生

在祖国改革开放大业的感召下，1984年，杨沙毅然举家南下，满腔热忱地投身特区文化建设。杨晓洋回忆说，当时我们来深圳时很多人并不看好深圳，也不愿意来。“因为深圳当年定位建设成30万人口的中小型边境城市，没有想到会变成如今体量的2000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还记得1984年我在北京读书放寒假初来深圳时，刚刚到了罗湖火车站，下了火车还准备排队检票出站，回头一看所有人作鸟兽散了，根本没有人管。心里还有些紧张怕抓住说逃票，坐上去南头（现蛇口）方向的中巴消失在黄土烟尘里。到了上海宾馆附近就出城了变成土路了，车了满员时售票员会发给你一个“马扎”坐在过道里，路上碰见检查还冲着站着的乘客高叫“猫低！猫低！”我听不懂！看见别人下车喊“有落！”我怕坐过站试着也学着喊：有落！还真灵，一喊司机就紧急刹车门自动弹开。车子开了很久，经过深圳湾大酒店有一个孤楼—那是刚刚建设中的深圳湾大酒店，再往前经过经过村庄就到了深圳大学，透过一片小土屋中看到了这个传说中的中国唯一没有围墙的开放型的学府。”

尽管彼时的深圳黄沙漫天，但一派火热建设的场景催人振奋，也让杨晓洋喜欢上了这座锐意进取的城市。在他毕业的前一年，1987年9月，在中央和深圳市的领导本着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思想指导和支持下，深圳画院于深圳改革浪潮中应运而生。当时在新园大酒店召开成立大会，艺术大家赖少其、陆俨少、关山月、黎雄才、亚明等艺术家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1988年在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杨晓洋分配到深圳影业公司（现深圳电影制片厂）短片部。1990年父亲突发心脏病去世，同年他调到深圳画院搞艺术行政成并参与筹建新院址，一边搞基建一边潜心学习创作。

杨晓洋 《深南月色》 90x96cm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都市化浪潮给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带来许多新的机遇和活力。比如都市水墨。由深圳这一年轻而现代化城市兴起的水墨变革，给艺术家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文化的资源。

1992年，时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书记处书记的董小明空降深圳，担任深圳市文化局副局长兼画院院长，引进并提出多个水墨与城市为主题的课题。1992年至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始终围绕“传统水墨在当代的传承和革新”的宗旨同时并打造了定期举办的“深圳水墨论坛”；在全国城市化进程大迈步的背景下，推出了“深圳画家画深圳”“都市山水画”、“都市水墨画”等紧贴时代的课题，探讨传统绘画在都市文化中的境遇；利用特区毗邻港澳的地理优势，提出“水墨双城”的概念。

就这样“都市水墨”在深圳落地发芽，枝繁叶茂，成为深圳的一张闪亮的“艺术名片”。杨晓洋认为，董局当年很有远见。“他首次提出都市水墨，那时候叫城市山水画。这一品牌当时在全国是首创。 2017年深圳市委宣传部召开深圳美术创作座谈会，进一步明确‘都市水墨’已成为深圳市委市政府着力打造‘深圳学派’的一个品牌性活动。”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艺术创作要把握时代脉搏，反映现实生活。身处都市水墨艺术实践潮流的杨晓洋也在深圳开启了探索之路。

“艺无止境，要不断地更新，不断的否定自己。”这是被称为深圳美术早期的拓荒者--杨沙信奉的艺术理念。这一理念也为杨晓洋所传承。在水墨探索中，杨晓洋依托传统，善于思考，苦心孤诣，上下求索，逐渐地他的艺术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境界。

杨晓洋《梅花系列》68x136cm 纸本水墨

杨晓洋的“新水墨”作品个性鲜明，别开生面。他尤为擅长“都市水墨”及写意花鸟等题材的创作。他的一批反映深圳的“都市景观”水墨作品，如《建设中的春茧体育馆》《东门老街》《深南大道》《万家灯火》等等，延续了传统中国画“以小观大”的观察方式，发掘和表现都市“诗意”，从而让其融入更辽阔的天地之间。

“笔墨当随时代”，杨晓洋这样总结：“对于从事创新实验水墨的艺术家来说，深圳是良好的土壤，它的城市文化呼唤多元创新。我们要感谢时代，感谢深圳给艺术家这个土壤。深圳画家们也要用画笔为更新更美的春天故事增添浓墨重彩。”

杨晓洋《大湾揽胜-建设中的前海自贸区》150x300cm 纸本水墨 2018年

谈到鹏宝轩艺术馆，杨晓洋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深圳美术事业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以鹏宝轩为代表的民间艺术机构的参与和支持。“鹏宝轩热心艺术事业，长期以来不计成本的投入，能坚持下来，非常不易。”

四十年激荡岁月，深圳美术承担着城市文化发展的历史使命。冬去春暖，不忘前人。当我们回望历史时，那些为深圳早年美术建设付出巨大心血的艺术家同样值得铭记。杨沙便是其中一位。

风姿绰约，灵动飘逸的水墨仕女跃然纸上，在鹏宝轩艺术馆正在展出的“翰墨流芳——中国书画精品展”上，时隔30年我们又看到了杨沙作品《红叶题诗》引人回味。在这件作品中，诗、书、画相得益彰，浑然一体，既呈现了传统文人的审美意趣，又有当代的表现形式。

正在鹏宝轩艺术馆展出的“翰墨流芳——中国书画精品展”展出的杨沙作品《红叶题诗》69X49cm

1972年，与友人合作的连环画作品《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展览上获奖，青年画家杨沙以其熟练细腻的连环画和简约生动的速写为国内画坛关注，崭露头角，一举成名。后来，从东北故土来在这块时代改革的热土，让杨沙的艺术生命焕发出新的格局。

杨晓洋回忆说：“我父亲早期学油画出身，打下扎实的造型功底。后来画连环画、写生、色彩、速写、造型功底非常扎实。再后期画一些唐诗宋词，古典人文画创作。父亲的现实主题创作非常多，他在深圳时艺术创作已经在不断探索变革，从早期的来自西画中的写实具象逐步走向回归中国传统水墨精神和哲学中的抽象和变形。”

画家邵宇谈及杨沙的作品时表示，通过画家富有艺术魔力的线条、造型、色彩所体现的那种刚柔相济、虚实相应、淡雅超然和灵秀洒脱的意境，表现了画家的情思以及他对人生的观照。

“若要画中人有神，画家先化画中人”，正是杨沙人物画的写照。在杨沙的作品中，既有反映现实生活的佳作《童年的回忆》，又有历史人物画的代表作《老子出关图》《杜甫悲歌图》《易安晚归图》等。他在美学上追求一种朴质稚拙、水墨轻松的情趣韵味，造型上寻求个性的表达以此张扬新时期水墨的新趣味。

在杨沙看来，做一个中国画家，要认真研究传统，表现对象要立足于神似，表现方向可以吸收西画的科学部分，但不能全盘西化，一个中国画家，没有民族个性，在世界上就没有个性，盲目地否定中国几千年来的优秀绘画传统是无知的表现。”

把个人的艺术生命与时代相关联，同呼吸共命运，如此一来，个人抱负与才华才能迸发出耀眼的力量。

除了艺术家的身份之外，杨沙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身份——深圳经济特区早期美术界的“开拓者”。上世纪80年初来到百废待兴的深圳，杨沙从零开始，参与组建深圳大学艺术中心（艺术与设计学院前身）。在他的周围聚集一大批南下深圳又才华横溢的画家，如李瑞生、田克盛、周凯、郭西元、宋承德等艺术家。彼时，全国各地的画院纷纷建立，形成了一种新的趋势。因为有组建黑龙江画院的实践与经验，1986年杨沙又接到组建深圳画院的任务。

杨沙作、张仃题跋中国画《东山丝竹图 》 95×181cm

在一个经济先行的改革特区中进行文化建设的开拓，可想而知其中筚路蓝缕的艰辛。在深圳这片历史文化积淀单薄却又充满蓬勃向上创新力量的热土上，杨沙为深圳美术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

杨晓洋回忆说，深圳画院成立之后举办很多大型活动。“父亲在深圳画院早期时，根据深圳移民城市的特点及当时“特区”的吸引力，聘任了很多客座画家。那时候赖少其、关山月、林墉、汤集祥、尚涛、张绍城等广东代表性画家也是经常性参加深圳画院的活动。早期画院的艺术积累就靠人脉影响力，那时候的艺术家真是无私奉献。”

充分抓住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历史机遇，杨沙借助深圳的地域优势，于1987年在深圳博物馆举办国际水墨画家雅集，汇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大家，可谓群星璀璨，为深圳文化积累不断添砖加瓦。李可染亲自为深圳画院题字，吴冠中、陆俨少、华君武、唐云、宋文治等等大师也成为深圳画院的“座上宾”。

杨晓洋与父亲杨沙合影

遗憾的是，当事业迈向高峰时，正值英年的杨沙终因心力交瘁，不幸逝世。

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名誉主席、深圳画院名誉院长董小明曾这样评价杨沙；“画家杨沙奋身搏击于时代潮头而英年早逝，他的名字将永远留在深圳画院和特区美术发展的历史上。”

编辑 陈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