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法论 | 泛娱乐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对策研究

□ 郭海威楚颖盈

【摘要】泛娱乐化现象为主流价值观念的传播，提供了新的文化生态和社会语境，但也冲击着传统社会价值体系，消解和侵蚀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和核心价值观念培育。泛娱乐化背景下，感性叙事、讨论泛化、掺杂暗示、耦合不良思潮、敏感议题炒作、捆绑意识形态营销，是其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机理；从具体表征来看，资本操控导致消费主义盛行，技术驱动催生价值认同危机，数据算法合谋迎合用户需求，新自由主义阻碍社会共识达成。本研究认为，化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需要加快话语体系构建，增加主流价值供给，走好群众路线，强化法制建设，健全风险预案。

【关键词】泛娱乐化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思潮主流价值群众路线

当前，新技术应用在信息传播领域的嵌入程度不断加深，催生新传播形态和新消费业态，介入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解构和重塑着社会图景与价值取向。在万物皆媒、人人皆媒的全媒体传播时代，娱乐文化创新发展势头强劲，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提供了丰富内容选择。但亦需意识到，新形势下泛娱乐化现象凸显，加之网络空间不良社会思潮泛起、境外错误思潮涌入，对我国主流价值传播、意识形态安全、社会认同建构带来严峻挑战。立足“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阐明泛娱乐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归纳其多元表征，提出可行性的应对方案，是进一步形成和扩大网上网下同心圆、增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感的现实需要。

一、泛娱乐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内在逻辑分析

社交媒体时代，伴随新的文化形态悄然兴起，泛娱乐化现象不断向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渗透蔓延，无形中对社会主流价值培育与传播形成阻碍，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不容小觑。厘清泛娱乐化消解主流价值传播的机制逻辑，剖析其现状图景，对于更好地把握泛娱乐化消解主流价值传播的风险点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构感性叙事范式，煽动情绪化表达冲击权威

技术的发展改变用户信息消费习惯，碎片化、移动化、个性化特征明显，媒体市场竞争逻辑也相应改变，在信息洪流中攫取有限的注意力资源，诉诸情感的话语表达更能获得用户关注，也有益于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然而，当感性叙事范式被嵌套在具有较强舆论敏感性、爆发性的议题上时，对于感性叙事与理性叙事的不均衡把握，容易出现非理性表达，进而造成情绪极化、矛盾激化、舆论分化等问题，娱乐权威、质疑权威、解构权威的现象，愈发常态化地出现于各类舆情事件中。在后真相的社会语境中，一些传播主体受逐利性驱使，借助感性叙事，致力于创造爆款产品收割流量，把情绪化表达置于信息传递的首位，将不良情绪导向与敏感议题相结合，其中亦有不负责任的诱导操纵、愚弄欺骗、贩卖焦虑等，撩拨和挑起阴暗情绪，冲击社会主流价值观念[1]。用户在负面和不良情绪裹挟下，理性与智识被盲目冲动所替代，事实与真相不再是讨论和探究重点，片面认知、极端表达成为网络常态，严肃和意义受到消解[2]。

（二）娱乐领域讨论泛化，话题嫁接滋生关联化攻击

娱乐对象超越娱乐本身，进入他者领域造成娱乐泛化。穿越剧对严肃历史进行天马行空地演绎和不负责任地解释，热门游戏人物形象引发争议，革命英雄、模范人物被戏说恶搞，如此等等并不罕见。以娱乐的浅薄代替历史与人文的厚重，脱离文化传统，给历史虚无主义的滋生与泛起提供了可能性空间。当娱乐泛化现象愈发突出，娱乐性、消遣性等常规议题充斥各类社交媒体平台时，具有重要新闻价值、关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等议题内容的关注者减少，媒体的娱乐功能被过度强调，舆论引导、文化传承、价值引领、环境监测等功能受到削弱，由此容易使用户在情趣、审美、智识上流于平庸和浅薄[3]。随着娱乐消费泛化至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领域，有的传播主体出于特殊目的进行话题嫁接、关联想象，制造轰动效应，模糊事件焦点，忽视和遮蔽议题背后反思性、深层次的意义表达和价值追问，从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

（三）掺杂意识形态暗示，隐蔽化解构主流意识形态

全媒体传播视域下，新的媒介技术创新与应用有效促成了人们的自主表达，同时也为舆论引导、主流价值传播带来新渠道、新模式与新机遇，推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职能在一定程度上，从现实世界的物理存在转移至网络空间的虚拟映像，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平台，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基础设施型的重要应用，在帮助用户建立连接、增进了解、联络感情的同时，也为舆论场中诸多杂音噪声的生成提供了发酵繁殖的温床。在泛娱乐化的内容消费中，反华势力不断尝试在内容产制与传播中掺杂意识形态暗示，在娱乐化的消费场景和语境中，植入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质疑、批评与攻击，妄图以此解构主流价值观念的凝聚力、影响力和向心力，侵蚀主流价值传播格局与主流话语生态，为社会发展增加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易引发社会冲突，而泛娱乐化表象下的用户往往对此浑然不觉并甘之如饴[4]。

（四）耦合不良社会思潮，增加意识形态风险爆发点

网络空间中开放贡献、自由平等的传播属性与特征，有效建构、形成和巩固扁平化、去中心化的空间架构，基于技术赋能促进信息高效流通、即时交互。受到人员专业性不足、算法推荐存在价值偏向、不良思潮隐蔽传播等因素影响，网络信息审核与把关机制仍有待健全，信息的良莠不齐、真假难辨等加大了人们获取有效信息的难度。

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消费主义、民粹主义等观念，以娱乐之名游走于网络空间，主流价值内容被稀释和淹没在信息洪流之中，难以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在此形势下，泛娱乐化思潮易与其他不良思潮耦合共生，通过娱乐化包装将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悖的思想观念藏匿于各个舆论场，无形中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的覆盖面，意识形态风险爆发点增加。如泛娱乐化思潮与消费主义相结合，在短视频、直播等平台出现诸多新业态，有主播在平台上以低俗涉黄、涉暴等内容博取眼球，满足一些用户的窥私心理，公开要求用户刷礼物加好友，甚至有的主播以言语粗俗、行为恶劣收获大量拥趸，部分平台频频出现涉诈、涉赌等越轨行为，产生意识形态风险隐患。

（五）炒作社会敏感议题，引发意识形态交锋与对峙

有的媒体或由于把关不严，不时突破行业底线，炒作社会敏感议题，刺激大众神经，引发群体对立。在《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舆情事件中，从朋友圈刷屏到翻车，其中多次被质疑内容真实性，有网友认为作者消费苦难，在此过程中，一些主流媒体未进行信息核实便进行大规模转发，更引起了别样解读，搅动舆论场。针对社会敏感议题，由于不同主体利益诉求不同、思想观念不同，容易引发不同思潮的辩论、交锋与对峙，意识形态纷争在所难免。网民在获得空前表达和交流机会的同时，却没有在更高程度上达成共识，反而消解真相与共识，陷入“后真相”和“群体极化”的困境，致使社会撕裂与分歧更加严重。

（六）捆绑意识形态营销，市场化思维消费主流价值

具体可感的消费单品、形形色色的影视化形象、各具特色的价值符号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因其微观、可视、可感，更易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人们在强烈的感官刺激下容易迷失在丰盈的物质景观和愉悦的感官刺激中。资本从生产“商品”到生产“消费者”，衍生出一系列超前消费方式以达到商品售卖目的，校园贷、分期付款、花呗、借呗、白条等，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传统的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相背离，追求奢侈、超前透支的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受到追捧成为潮流，任凭快乐至上、娱乐至死的思想意识大行其道。

二、泛娱乐化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多元表征

在资本操控、技术驱动、算法推荐、新自由主义盛行等影响下，泛娱乐化不断催生主流价值认同危机。立足新传播生态，多种因素涌动合谋，严肃意义的生存空间被挤压，崇高价值领域被入侵。

（一）资本操控导致消费主义盛行，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风险加剧

泛娱乐化现象背后潜藏着商品消费的资本逻辑，是资本入侵意识形态领域对文化的商品化和产业化改造。资本天然具有逐利性特征，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商业资本以先进文化为依托，在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大行其道，致使部分用户沉溺其中无法自拔，成为马尔库塞所描述的“单向度的人”，对快乐进行一种纵欲式的追逐，放弃理性的思考，缺乏对意义的追问和对现实的思考[5]。

热播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宣传“三十而奕，落子无悔，乘风破浪，爱无反顾”，高扬“女性主义”大旗，却进一步加剧普通女性“年龄”“容貌”“身材”等外在形象的焦虑，一边宣扬“打破偏见”，一边见缝插播化妆品“梵蜜琳”和新氧医美的广告，以“女性主义”之名，行“消费主义”之实。娱乐节目的盛行，显现出消费主义在资本的强势助推下裹挟一切、无往不胜的能力，丰富多元的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也呈现出单一化、极端化、浅薄化和流俗化的发展趋向，并愈发在青年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与此同时，主流意识形态在资本逻辑的剧烈冲击下，一度出现“失语”“失声”“缺位”的情况，进一步加剧了被边缘化的风险。

（二）技术驱动场景体验趋向具身，后真相催生社会价值认同危机

随着元宇宙、数字孪生等概念从设想走向应用，ChatGPT、Bard、文心一言相继推出，新技术应用驱动传播场景逐渐体现出更强具身性，新型沉浸式的虚拟交互，为用户带来更具参与感和在场感的内容消费体验。

以元宇宙为例，其既是对原有经验的数字模拟，亦是对新的知觉经验和身体实践的拟态塑造，形成数字身体在场和物质身体缺位的媒介景观。后真相时代的来临，使得媒体在对事实进行选择和传递时，有意或无意间更倾向于以一种煽动情绪、强化偏见、加剧对立的形式传播，而忽视对事实真相的挖掘与澄清，对社会情绪的安抚与慰藉，真相并未缺席，只是被人们漠视[6]。社交媒体时代网民以节点化形式生存，对于真相的认知偏向无序化、多线程、无组织，基于刻板印象进行价值判断，偏离事实真相，导致舆论场的非理性特征显著，社会共识建构机制面临失效风险。

（三）数据算法迎合用户需求，网络内容生态低级化特征显露

基于用户行为数据、深度学习、协同过滤等，算法模型能够实现对用户的较精准识别，继而进行差异化、个性化的内容推荐。然而，算法推荐容易放大用户的惰性思维，用户容易被束缚和局限在同质化、低俗化、浅层次内容的茧房之中，由于拥有相同兴趣爱好、共同价值取向的人群大量聚集，对内不断强化群体认同，对外持续加固圈层以外的区隔，网络巴尔干化现象显著。其实，算法模型并非对现实世界的完全再现或模拟。因此在运用算法进行信息筛选过滤及推送时，需要考虑到算法黑箱的存在，但多数情况下，对算法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偏见与歧视、数据使用是否客观规范、算法设计是否兼顾技术与伦理等问题，难以做到准确判断。

（四）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现象堪忧，新自由主义阻碍社会共识达成

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等思想，在华丽的文体和新潮的术语包裹下，进入并影响年轻一代的思想。泛娱乐化背景下，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反映出现代社会对个体意识的突出强调，将个体从集体中剥离，个人的欲望与需求超越社会责任和集体利益，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思潮乘势入侵各类舆论场，持续否定和解构社会责任、集体主义等崇高精神，实为抢夺意识形态话语权，歪曲和污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阻碍社会共识的达成[7]。

三、泛娱乐化背景下化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策略

意识形态在凝聚社会力量、建立价值认同、调控社会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泛娱乐化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的风险挑战，亟须以动态性、前瞻性、发展性思维进行综合研判，形成可操作化的解决方案，助力化解意识形态安全风险。

（一）加快融通话语体系建设进程，创新表达深入人心

加快话语体系建设进程，创新话语表达，牢牢把握话语主导权是应对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重要着力点[8]。要坚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立足传统、烛照当代，做好核心话语概念的更新、阐释与翻译工作，既要突出中国特色，又要尊重话语构建的发展规律和演化逻辑，才能做到深入人心广泛传播。加快建成融通话语体系，融入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思想与价值观念，是有效抵制非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切实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应然选择。

（二）积极作为增加主流价值供给，巩固壮大既有阵地

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迭代，使人们社会交往、信息触达、思想表达等行为愈加浅表化、虚拟化、感性化，思想灌输式的主流意识形态宣教，在当下更易引发年轻一代的对抗式解读。在眼花缭乱的文化景观中，积极作为增加主流价值有效供给，是维护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重要保障。要尝试推进意识形态感性传播，唤醒广泛的情感认同，使抽象的思想理论、政策规划、历史传统、文化观念以新的形式和样态打破认知壁垒，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

（三）坚持协同参与走好群众路线，凝聚力量发出强音

泛娱乐化背景下化解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要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磅礴伟力，要坚持融合创新，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把握群众心理，回应群众诉求，凝聚民心民力，壮大主流舆论阵地[9]。当前，我国网民规模已突破10亿，互联网普及率超七成，这一形势对践行群众路线提出新的要求，要加快改变传统思维定式，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强化互联网思维，把握舆论动向，运用网络了解社会心态，适时调整工作方向；积极作为设置议题，引导群众参与，群策群力讲好中国故事，讲好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面对抹黑、污蔑中国形象与发展成就的言论，要针锋相对积极斗争[10]，鼓励网民用个体视角呈现事实与真相，助力廓清思想迷雾，以正视听。

（四）明确意识形态领域底线红线，强化法制建设支撑

完善法制建设，明确底线红线，是提升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合法性和有效性的重要途径。面对制华反华势力的鼓噪与骚动、试探与越轨，相关领域的立法进程不断加快，《反分裂国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等相继出台实施，有效填补了相关法律漏洞，实现精巧、规范、高效的意识形态安全治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不法行为形成有力威慑。当前我国仍处于大变革大转型阶段，发展面临诸多困难挑战，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风险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由此对相关法律的适用性、包容性提出更高要求，加快健全完善涉意识形态安全的法律体系，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五）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细化完善管理措施

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多部门、多主体协同合作，将意识形态工作融入常态性、持续性工作议程中，充分调动各战线意识形态工作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推动各部门责任深化、细化，做到齐抓共管、各司其职。监管部门、主流媒体、商业媒体等要将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时刻绷紧安全神经、拧紧责任链条、强化风险意识、划清责任边界，完善监督考核机制，明确意识形态工作考核的内容、程序及奖惩机制，严格落实追责问责机制，对导致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等严重后果的责任主体要严肃追究责任，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的意识形态内容建设与治理新格局[11]。

（六）健全意识形态安全风险预案，确保处置联动高效

要加强网络舆情监测预警机制，了解舆情动态，跟踪敏感议题，锚定苗头性问题，做到心中有数，防微杜渐。要对风险进行系统性、前瞻性分析研判，透过事件表象找到问题的核心，把握舆情演化趋势。面对网络空间中的谣言、杂音、噪音，进一步提高警惕性和鉴别力，分析其性质、特点和发展动向，对症下药，以免事态升级，防止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事件。要完善意识形态风险管控评估机制，委托专业评估机构结合大数据、算法模型等手段，对当前社会面临的潜在危机进行鉴别、量化和测评，对风险发生的内在动因、爆发可能性、社会危害性进行科学评断[12]。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新闻传播业人工智能应用现状与发展趋向研究”（编号19ZDA327）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郑磊,陈国华.生成、渗透及批判:网络泛娱乐化的三维逻辑透视[J].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22(06).

[2]罗红杰.论意识形态感性叙事及其正向建构[J].思想教育研究,2022(12).

[3]李森,李明.视觉文化视域下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风险挑战与应对策略[J].理论导刊,2023(01).

[4]王凌敦.泛娱乐主义对青年价值观的不良影响及应对策略[J].青年学报,2022(06).

[5]郭明飞,杨俊哲.资本逻辑视角下的泛娱乐主义批判与引导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23(01).

[6]薛永龙.从“载体”到“本体”:作为意识形态出场的网络技术[J].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03).

[7]郑晶晶.新时代科学研判社会思潮演变的逻辑理路[J].宁夏社会科学,2022(06).

[8]葛学彬.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转向的三重阐释[J].思想教育研究,2023(01).

[9]陈晓庆.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群众话语维度建构[J].西部学刊,2023(03).

[10]梅宁华.坚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J].前线,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