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跃

多年之后，不，具体地说，三年之后，当深圳人阿木——本来应该称他为老木，但被他坚决制止——牵着孩子的手上幼儿园时，他一定会记得2023年初的那一个深夜。

那一夜，他平生第一次拨打了120。

那原本是一个寻常的深夜，孕晚期的妻子突然腹痛，原来是羊水破了。床铺湿了一片。

也许是感染新冠的缘故，比预产期提前了将近20天。赶紧上医院！

很快，120救护车呼啸而至。急救工作人员上门后，他甚至连产妇住院的必要物品都还没清理好。工作人员推来一辆轮椅，和他一起将妻子抬下楼，再抬上救护车。片刻，救护车一路鸣笛，往红荔路上的深圳妇幼保健院疾驶而去。

挂号、缴费、做核酸、办理住院手续……四个小时后，产科的门“吱呀”一声打开了，护士推着一辆手术车走了出来。

坐立不安的阿木搓搓手，赶紧迎了上去。

手术车上，躺着疲惫的妻子；她的身旁，躺着一个被包裹着的小小的婴儿。大小平安。

他悬在半空中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这是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也许孩子感知到爸爸妈妈可能不要他，表现得特别乖”

阿木和妻子都是普通的上班族，典型的工薪阶层。

老大上中学的时候，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他们决定要个二胎，“主要是想让孩子今后有个伴，遇到什么重要事情，至少身边有个亲人可商量。”

但三胎源于一场意外。其时正逢家里老大高考前夕，他们打算瞒着孩子，高考后再打掉。但真到了那一天，当阿木陪着妻子去医院，听着医生讲解各种注意事项时，他们动摇了。

他们做了一个需要巨大勇气加持的决定：与其让冰冷的器械终结这个无辜的生命，不如将这个孩子生下来。

阿木妻子说，“平时会有反应，肚子经常不舒服，但整个去医院的过程中这孩子特别安静，也许孩子感知到爸爸妈妈可能不要他，所以表现得特别乖。”

母性的柔软，那一刻让天平倾斜了。

他们评估了各种可能遇到的考验，但没能预见很快会遇到一场新冠阳性感染高峰。

2022年12月，随着“新十条”落地，各地经受了一轮感染高峰的冲击。其中，最担心也面临最大风险的是两类人，除了百病缠身的老人，就是孕妇了。

有人总结说，有一种焦虑叫“怀孕焦虑”。没怀时，担心怀不上；怀上了，担心胎停、流产；保住了，又担心产检亮“红灯”……而疫情中，她们又多了一样焦虑：变阳。

上观新闻曾经采访过一个在疫情中分娩的母亲：“我们家就像一根勒得很紧的皮筋，已经达到了极限，稍微有一个环节出问题，就承受不了了。”

这恐怕是疫情中生娃的母亲的共同写照。

很不幸，阿木的妻子尽管被列为家庭重点保护对象，但还是中招了。

当她开始难受发烧，体温超过38.8℃时，他们决定赶紧去医院——因为，家里只有布洛芬与美林，没有对乙酰氨基酚片。咨询过医生，对孕妇来说，后一种退烧药才是安全的。

也不是没有犹豫，因为，有朋友告诫，感染高峰期间不要轻易去医院，一则可能交叉感染，二来可能需要长时间排队。

不过阿木那时不知道，特殊情况下孕妇是可以优先的。

2022年12月9日，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医疗救治组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与医疗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指出应当加强健康宣教、强化主动服务随访、做好医疗资源储备等，满足孕产妇和儿童等人群医疗服务需求。

但就在准备去医院的当口，阿木福至心灵地发了一条求药的朋友圈。

万能的朋友圈，短短几分钟内，他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问询与关心，大约20分钟后，一个住在附近的朋友开车送来了孕妇急需的对乙酰氨基酚片。

一粒药下肚，退烧了。

阿木后来才知道，比较起来，他们算幸运的了。

社交平台上，很多顶着新冠剖宫产的孕妈哭诉，咳嗽牵扯到刀口撕裂般疼痛，几乎要了老命。

同样在深圳，一个28岁的年轻妈妈最高烧到了39.8℃，吃了退烧药也没降下来。送急诊，血氧饱和度已经掉到90%，明显缺氧，入院2小时就进了ICU。经过南山医院9天9夜的抢救，才最终转危为安。

阿姨实在是太贵了

那天，阿木路过一家少儿书画培训机构的门口，负责招生的小伙子热情地向他推荐培训项目，最后一句让他破防了：“请问孩子多大啦？你是孩子的爸爸还是爷爷？”

阿木表面上“呵呵”过去，内心里的伤感与惊惶却盘旋不去。看来，三孩驾到，“重走长征路”，真的让他一下子憔悴了许多。

是的，对阿木夫妻来说，渡过新冠感染之劫，只是考验的开始。还有一座又一座山在前面等待他们。

首先，是经济上的压力。

父母向来是带娃主力军，但双方父母年事已高，带不动了。唯一的选择是请阿姨。

可阿姨实在是太贵了。

还在医院生产时，阿木通过医院的保安给妻子请了一个阿姨，谈好每天工资800元，外加伙食费40元，合计840元。住院五天，扣除医保报销，住院费用在千元左右，但支付给阿姨的费用超过了4000块。

回到家后，阿木此前从月嫂中心找的月嫂无缝对接到岗。

月嫂有四十来岁，广西人，嫁到广东清远。此前在工厂打工，后来给人做保姆，觉得做保姆没前途，便到了这家月嫂中心——据说是腾讯离职高管创办的——中心将月嫂身价分为不同等级，每月分别是11800元、13800元、17800元等。

为了省钱，阿木请的这个月嫂属于11800元等级。“它是按照26天来计算的，如果做满一个月，实际上需要支付的还不止这个数字。”阿木补充说。

尽管这个月嫂干得还不错，但孩子满月后，心疼钱的阿木还是没有选择续签，而是从另一家家政公司找了一个住家保姆。

“晚上带孩子睡7000，不带6500。”

阿木选择了后者。

他还是有点感慨：“2005年，我给家里老大找的保姆，每月工资是500元，后来涨到700元，当时已经是偏高的了。十几年过去，保姆工资涨了十倍。哪个行业能有这么大的涨幅？”

当前，很多行业面临降薪，但家政行业并无这方面的迹象。由于供需不平衡，有些保姆把孩子带熟后，就会立刻坐地起价，雇主不涨工资就跳槽。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阿木考虑将目前的住房出租，再去租一间相对便宜的房子，赚点差价，“至少把奶粉钱赚出来。”

那么，今天，养一个孩子得花多少钱？

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数据显示，我国家庭0-18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城镇家庭约为63万元，农村家庭约为30万元。要协助孩子完成大学本科，差不多需要70万元，发达的一线城市，差不多要97万元，上海高达103万元。

有网友戏称，“从中产到贫困，只需要一个娃！”

而根据《深圳市0-3岁婴幼儿家庭养育成本调研报告》，2021年深圳市0-3岁婴幼儿总养育成本平均约74612元。从费用构成来看，0-3岁婴幼儿照护设施购置费平均为5716元；每月食品购置费、日用品购置费、玩教具购置费和娱乐性支出平均为2305元、1022元、443元、643元。有托育需求的家庭，每月托育支出平均为2562元；由祖辈、保姆等人照料婴幼儿并需支付相应照料费用的，每月需支付照料费用平均为3321元；此外，部分家庭的0-3岁婴幼儿曾接受过早教服务，每月早教支出平均为2226元。

当然，尤其对三孩家庭来说，压力不只一个“钱”字，还有精力上的考验，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时间成本。

“孩子吃了睡、睡醒哭、哭了喂，家长必须跟着这个节奏来，要想晚上有一个完整的睡眠是不可能的。”

“你还得担心孩子会不会生病啊，老二有时会与老三争宠，你还得协调啊……鸡飞狗跳是常有的事。”

安静的产房，火热的补贴

不久前，阿木刚刚到深圳湾服务中心给孩子上好户口，在回家的路上，收到妻子转发来的一则新闻——

深圳市卫健委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在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深圳市生育率近几年呈明显下滑趋势，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人口形势不容乐观，需尽快出台配套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有效释放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增强社会整体活力。适时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按照递进式差异化发放育儿补贴，能够有效提振市民生育子女特别是生育二孩、三孩的意愿，进一步释放市民生育潜能，减缓人口老龄化进程，延长人口红利窗口期，让人口红利长期成为深圳市经济增长的强大助推器。

根据这个管理办法，育儿补贴包括一次性发放的生育补贴和逐年发放的育儿补贴两种类别。生育第一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3000元，另外每年发放15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5000元，另外每年发放2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生育第三个子女的，办理出生入户后发放一次性生育补贴10000元，另外每年发放3000元育儿补贴，直至该子女满3周岁。

阿木一字一句地读完了它。

“太好了。”他把这看成是孩子收到的一份来自政府层面的礼物。虽然这样的补贴相对于养育孩子的成本只是杯水车薪，但它具有重要的风向标意义，毕竟，这是真金白银的鼓励生育，而不是空洞的口头承诺。

事实上，不只是深圳，全国多地均已先后出台了各种生育补贴措施。比如，近日杭州宣布将首次发放二孩、三孩育儿补助，二孩补助5000元、三孩补助2万元。

这背后，是人口出生率持续下滑的严峻现实。

很多人用“菜市场”形容5年前的产科病房，如今，受生育率下降和疫情影响，多地医院的产科在不同程度上变安静了。一些人可能还记得，一篇“2022年的产房静悄悄”的报道曾经登上了各大媒体的热搜榜。

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虽然国家的生育政策不断放开，但人们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生育意愿分别仅为1.54个和1.48个。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这是中国近61年来第一次人口负增长。

一系列连锁反应已经若隐若现。

前些天，《中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报道引发刷屏。报道说，首轮幼儿园关停潮已到来，在一些地方，民办幼儿园2021年、2022年开始面临招生难，少部分公办幼儿园也存在招不满的情况。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在山东临沂这样的城市，各幼儿园今年也将面临激烈的生源竞争。

另据第一财经报道，正值春季开学，家住武汉市汉阳区归元寺附近的龚玲（化名）在小区周边为刚满3岁的儿子物色幼儿园。令她意想不到的是，家门口的一所驻汉央企机关幼儿园向她抛来橄榄枝。该幼儿园园长告诉龚玲，自己在这所幼儿园工作了20多年来，向来只对单位内部招生，对外招生还是第一次。

得益于超年轻的人口结构，深圳目前还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2009年至2018年，深圳以19.07‰的平均出生率高居全国第一。但值得关注的是，深圳人的生育意愿在2020年出现了下降。数据显示，深圳每一万个常住人口仅有不到94位产妇，相比2019年减少了近50个，降幅达35%。

阿木的亲历也可以部分印证这种变化：

“2016年，我家老二就是在同一家妇幼医院出生的。当时，应该是受二胎生育高峰影响，早7点的门诊大厅像春运时期的火车站，人满为患，医院产科的走廊与大厅都摆满了病床，用帐篷支着。我在病房做陪护，晚上偶尔出来上厕所，经过大厅的时候，远远望去，就像看到了一片帐篷森林。

“生老三的时候，因为疫情不能进去陪护，但从门口可以看到，起码走廊与大厅变整洁了，没有病床了。”

深圳妇幼保健院一位医生也证实，前来建档的孕妇确实减少了，一个原因是生育意愿下降，另一个原因是大家担心新冠病毒影响的不确定性，所以选择先观望。

生育，也是一个文化话题

当然，在部分专家看来，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仅仅止于生育补贴等经济刺激手段是不够的。长期看，它也还是一个文化话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生育率低下受多方因素的影响，15-49岁的育龄人群中是分不同队列的，已经快要退出生育历程的‘70后’一代，是具有较高生育意愿的，在政策放开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贡献了补偿性的生育；‘80后’一代生育也相对比较积极，而年轻一代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生育意愿是最低的，他们成长在一个个体主义盛行的年代，观念和行为都会有比较大的变化。”

阿木一家算是为这一论断提供了一个注脚。当越来越多年轻人甚至不愿迈入婚姻，作为一个由70后与80初组成的家庭，阿木他们在意识到巨大生育成本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三孩，算是低生育社会中的逆行者。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则直接说，通过各种生育支持政策来提高生育水平的效果是有限的，半个世纪以来的生育政策在潜移默化中形塑了几代人的生育观，所以我们还需要在生育文化建设上做一些改变。

“在计划生育时代，形成了‘只生一个’的生育文化，独生子女一代人认为，生一个孩子是家庭生活的基本形态。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这种生育文化需要改变，我们需要在文化上强调孩子的情感价值、强调孩子作为生命的价值，强调生育和抚育孩子的成长对自身人生成长的价值，通过这种观念上的重新塑造，使人们觉得生育是有意义的。”

这番话，使阿木不由得想起了他不久前围观过的一场争论。

阿木被邀请加入了一个主要由文化人构成的微信群。一天，在谈到人口出生率的话题时，有人说，生孩子要考虑好各种前提，如果不能为孩子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与成长环境，如果大环境对孩子并不友好，那么，生孩子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对此，同在群里的人口学者何亚福表达了略微不同的看法。他说，上述观点当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绝对化。按照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父辈当年生存状况比现在更差，将我们生下来是否就是不负责了？他以自身经历为例说，当年父母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生下他们几个孩子，他们在困顿中成长，如今各有建树，而如果当年父母选择不生，这一切就无从谈起。

阿木只围观不发言，但他倾向于认为何亚福是对的。

因为他相信，“人”，始终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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