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众神：希腊神话与西方文化艺术》 崔莹 著 现代出版社 2023年7月版

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意思是：不学《诗经》，不会讲话。他强调了文采的重要。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古希腊诗。

剑桥大学汉学家穆尔认为，古希腊诗与中国唐诗在气质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美国作家艾略特·温伯格则指出：“现代美国诗歌的源起就像是希腊遇见中国”——因为“意象派”在很大程度上缘自这两种古典诗学的东西合璧。众所周知，“意象派”又对中国新诗产生了“二度返回式影响”。这也表明了现代诗歌是多元文化模式的产物，一国文化传统可以通过翻译、借鉴和吸收转变为世界共通的文学资源，有时再反作用于文化母国，使传统以一种曲折的方式得以延伸。

崔莹新书《遇见众神》提及古希腊女诗人萨福（亦译作莎茀），她创作的《永生的阿佛洛狄忒》是世界诗歌史上的重要篇章。萨福被认为是古希腊唯一一位可与荷马媲美的女诗人，古希腊神话中有九位文艺女神，柏拉图称赞萨福是第十位。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应这位女诗圣的精神感召，负笈英伦剑桥的邵洵美把他的政治经济学丢在脑后，废寝忘食，翻着希腊语词典，尝试把萨福的原诗译成中文。“他体味到她的希腊文原诗的音节之美丽，词句之缱绻，以此衬托那简单、纯粹而又深厚的情感，真是叹为观止。”他写了三十多首诗赞美她，甚至还把所发现的萨福残诗（五六十个断篇）凭自己的想法联系起来，写了一个短剧，交由剑桥的海法书店印刷发行。从此，邵洵美便有了个“希腊文学专家”的称号。而萨福诗的色彩之绮丽、情感之浓郁、音调之优美又因邵洵美与徐志摩的结缘融入了“新月派”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这便是古希腊文学直接作用于中国新诗运动的一个案例。

而间接影响的例子更是不胜枚举。譬如崔莹介绍说，英国诗人、剧作家阿尔加侬·查尔斯·斯温伯恩（亦译作史文朋）于1865年创作的戏剧《阿塔兰忒在卡吕冬》取材于希腊女英雄阿塔兰忒的故事，探讨家人之间的爱恨与冲突，被认为是其最好的作品。斯温伯恩既是萨福的崇拜者，也是继英国诗人雪莱之后的第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抒情诗人和革命诗人，而波德莱尔、瓦雷里、拜伦和哈代也无不皈依于萨福的星系之下，组成一条从古希腊演绎至欧洲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世界诗歌的精神谱系。

此外，被视为音乐和诗歌之父的俄耳甫斯也给无数剧作家和诗人带去过灵感。莎士比亚在《亨利八世》第三幕中描述凯瑟琳王后要侍女们给她弹唱一首歌，歌名便是《俄耳甫斯》；雪莱在《为诗辩护》中以俄耳甫斯的竖琴为喻，描述诗歌产生的过程：人就像七弦琴，外在的和内在的印象掠过人的心灵，就像一阵阵风吹过七弦琴，让琴弦奏出不断变化的曲调；20世纪最伟大的德语诗人之一里尔克也是俄耳甫斯的拥趸，他于1923年出版的诗集《致俄耳甫斯的十四行诗》便是对这位男神的致敬。里尔克深深感到，他的思想与俄耳甫斯的阿波罗式的精神契合：“将混乱分裂的生命穿过死的考验提升到明朗的和谐与韵律。”正如臧棣所说，“里尔克对中国新诗所产生的卓异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也是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显而易见，“在中国诗人和里尔克之间存在着一种心灵上默契”。原因可能在于，里尔克的有些观点近乎“道”，有些经验近乎“禅”，基本上，却是继承俄耳甫斯的传统，也就是欧洲诗最真纯的传统：“出生入死，让爱的裂心开向一切；将一切纳入内心的空间，提升为灵魂的旋律与节奏。”这也间接佐证了中国与希腊在精神上的亲似性，或者说，确实存在着诗歌意义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编辑 刘彦 审读 刘春生 二审 王雯  三审 甘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