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这个话题到底有多敏感？“90后”博士王大可深有感触。

2016年，她考入牛津大学动物学系，2020年博士毕业，随后便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先进院）从事科研工作。她读博士期间研究的方向是公鸡的性经历会如何影响它的交配决策和精子分配决策。而在先进院，她则专攻小鼠性行为的脑科学研究。都是和动物的性有关。

在专业学术领域之外，她还写了一本呈现动物世界千姿百态性与爱的书籍《它们的性》，一经出版就成为备受好评的畅销书，还连获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青年原创大奖”等多项大奖。

“一开始这些文章是写在我自己的公众号上，但一直没什么流量，后来才发现我被一些平台限流了。发的一些动物交配视频也被禁了，一点进去全是各种叉。”王大可很无奈地说。

曾经有很多人都好奇地问王大可，为什么要做动物性行为的研究？王大可给过很多答案，有时候为了迅速抽身，她会戏谑地回答：“为了研究怎么找对象”，或者稍微严肃一点，她会回答：“为了拓宽知识的边界”。但根据我的判断，她相对认真的答案是：“还是因为我想理解人”。

王大可告诉我，她研究的“性”不仅仅是性生活，还是一种亲密关系，甚至她还提出过，最主要的性关系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它既是生育的结果，也是爱的原因……是信任滋生的稳固平台。”第二重要的性关系才是性伴侣关系，而这两重关系就是维系所有具有社会性的动物（包括人）群体的核心。

换而言之，性有关于生命的“意义”（如果动物世界也存在意义的话）。她想从研究动物到底如何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从而反观人类到底该如何爱，又该如何活。

我问王大可，你找到答案了吗？她给我的答案却是模棱两可的。

千奇百怪的动物的性

雄性流苏鹬会伪装成雌性来接近异性，靠欺骗来获取交配机会；长得不够美、才艺不够好、打架不够强的雄性蓝孔雀会故意发出可能吸引捕食者的叫声，以此彰显自己的“男子气概”，叫完后还会衔住木棍啄地，假装嘴里有食物，目的都是为了勾引异性；雄性琴鸟会用歌声吸引雌性，但一旦发现雌性想要飞走，就会立马转变声音，发出遇到捕食者时才会发出的声音，来恐吓雌性留下来“共度良宵”……在《它们的性》中，王大可详细记述了动物形形色色乃至于声色犬马的求偶策略。

王大可研究了至少100种动物的性行为。虽然博士阶段研究的对象只有“原鸡”（家养鸡的祖先），但她却如饥似渴、疯狂地读各种与动物性行为相关的论文。《它们的性》一共有304页，而附录的参考文献就有将近30页。

她对世界一直有强烈的好奇心，对任何事物都想了解其背后的故事性，“对于世界，我很需要了解全景，就像读一本书，从头到尾读下来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在考入武汉大学后，她选择读生物学专业，因为她想理解世界运行的规则。“数学、物理、生物、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殊途同归，我都挺感兴趣，排除了智商准入门槛很高的学科后，我认为生物学的切入点简单粗暴，不就是争取‘活得长、生得多’嘛！于是就入坑了。”

王大可对动物性研究的起点，开始于一场心碎的探索之旅。她曾在书中看过一段描述：有一对天鹅夫妇，其中一个不幸被猎人射杀，而配偶因为“伤心”过度，在空中盘旋了几天后，也选择了死亡。这也给她留下了“鸟类都是忠贞”的印象。并且，也有鸟类学家在调查了9700种鸟类后，发现其中92%是一夫一妻制的，自此鸟类也成为了人类讴歌爱情忠贞的对象。

在进入大四后，因为实在不想做一个宏大框架下重复旋转的小齿轮，收着一管管DNA，养着一瓶瓶细胞，所以王大可在课余时间开始研究起鸟类忠贞的不二法门，却在田野调查中发现给号称一夫一妻制的鸟类做亲子鉴定非常有必要性。她在一篇名为《鸟类一夫一妻制神话的破灭》的论文中写道：“直到20世纪80年代，生物学家通过血液和蛋白质检验手段才发现，社会生活中的一夫一妻制并不等于基因上的一夫一妻制，20世纪90年代DNA指纹鉴定结果显示，超过70%的鸟类都出现过母亲与情人的‘私生子’。”用王大可的话说，这是令人心碎的鸟类出轨报告。

也是通过这一次探索，让她开始严肃地对待“性研究”，这一门能够不断纠正偏见的学科方向。而循着一篇动物婚外情综述的参考文献，王大可还挖出了自己心仪的导师，“因为觉得他的研究很搞笑，居然是专门研究鸡的性行为”，这也和王大可想要做的研究一拍即合，几番沟通后，王大可拜于他门下，顺利进入世界上最懂鸟类的牛津大学爱德华·格雷鸟类研究所。“可能在其他国家会更注重技术的应用，但在英国，还可以做一些飘浮在空中、不那么切实际的研究。”

▲90后博士王大可（本名王云珂）把动物性科学的科研工作成果写成了畅销书。

我在鸡舍研究鸡的交配

怎么去研究鸡——这种人类如此熟悉的动物——的性行为？王大可说，用学术语言来表达的话，她研究的是公鸡的交配决策和精子分配决策，而用更加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交配策略是指，假设我是一只公鸡，碰到了一只母鸡，我需要“考虑”现在要不要去求偶。但如果这时还有一个竞争对手，那我就需要“考虑”该怎么调整我的交配策略；而精子分配决策指的是公鸡不仅要决定它要不要和母鸡交配，还要决定分配多少精子给这个母鸡。

这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研究，王大可严阵以待。进入实验室之前，必须全身武装，包括一整套防护服，以及自带抽风机的防护头盔。而且鸡有自己的生活规律，交配的时间一般会在大清早或者太阳下山后，这也是王大可观察和做实验的最佳时机，所以有时候她得比鸡起得更早做准备。半露天的实验大棚夏闷冬寒，除了做实验外，更多时候，王大可看到的画面只是鸡在做“哲学式漫步”，或者吃喝拉撒，或者教训别的鸡，巩固自己在鸡群中的地位。

但她还是观察到一些让人觉得非常奇妙的性现象——她在书中记录了鸡有一个“恶趣味”，那就是喜欢偷窥香艳场面。她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发现，一旦有一个鸡舍的鸡在交配，周围三个侧面鸡笼里的公鸡都会挤破头观看。“吃饭的、喝水的、打架的、睡觉的，统统放下手中的活儿，围在铁丝笼前，甚至不惜为了抢占最佳观测位置大打出手。”而为了保护实验鸡的“隐私”，王大可还在笼子的三个侧面围了一张深绿色的网子，遮住那群喜欢看交配现场的公鸡的眼睛。然而，“有公鸡竟然缩着身子从网下面的缝隙钻了出来，夹在网和铁丝中间津津有味地看，有的公鸡飞到稍远的树枝上，抻着脖子看，还有的公鸡踮着脚站在高处看。”

原本王大可以为这只是公鸡特有的行为，但没想到的是，母鸡也热衷于此。“母鸡会啄烂边缘的网，再把小脑袋塞进来，侧着一只眼聚精会神地看着。要知道，绝大多数交配都是强迫性行为，母鸡通常很厌恶交配发生在自己身上，对公鸡往往避之不及，可为什么对于观看其他鸡交配却兴致盎然呢？”

鸡为什么要“偷窥”呢？目前还没有能被完全证实的结论，只有各种各样的假说。王大可认为可能的一个答案是，“雄性会根据雌性的交配历史，调整自己的交配策略，掌握的信息越多，做出的判断越准确。”比如，对刚刚交配过的母鸡，为了让自己受精的成功率增大，公鸡可能会释放出更多的精子，但如果母鸡已经接受了很多公鸡的精子，自己的精子成功率不高，那么公鸡就会变得“抠门”很多。而对于雌性而言，偷窥也是帮助自己筛选出相对而言优质的雄性伴侣。

一些动物甚至会在明知有偷窥者的情况下故意释放假信号。比如雄鱼会在有另一条雄鱼做观众的情况下，故意和不喜欢的雌鱼调情，防止对手知道它真正青睐的对象，以便暗度陈仓、转移火力。王大可说，“这何止是窃听风云，简直就是演艺圈风云。”

而动物界的很多与性有关的行为，是否可以用来反观人类社会呢？两性间存在的“权力斗争”从动物到人类，都从来没有停止过，而规则都不是单一的。“雄性鸭子拥有巨大的生殖器，这样的生殖器有助于强迫性行为，但是到了雌性体内，规则是雌性说了算。雌性鸭子的生殖道是复杂的迷宫，雄性很可能走歪了路，把珍贵的精子留在了永不见天日的死角。”

有强迫，也永远有反抗。

从科学发现自我

我把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江晓原对《它们的性》这本书的评价转述给了王大可。江晓原说，《它们的性》表面上谈的是动物的性，但作者处处观照的仍是人类的性和婚姻，理由是“人也是动物”。江晓原甚至觉得，这本书有理由看成是文学作品，它只是以谈论动物的性的形式来关注人。“以前人们写科普作品，用文学做包装搞科普，现在是反过来用科普做包装搞文学。”

▲王大可《它们的性》书影。

听完我的转述，王大可立马说：“我觉得他读懂了我”。她想要表达的内容，远比科普动物的性知识要多，过去的一路上，她被灌输人类社会是这样的种种理论，“被巨大的事实裹挟，被既有的规训训诫”，而书写动物的性则是一种逃离，逃离各种概念和规范，从动物身上找到不一样的答案。

“这本书不是猎奇的各种动物‘性癖’的展示，也非大咖学理的一脉相承，我只是赤裸裸地展现了我的思考过程。”王大可在《它们的性》后记中写道。她对动物的热诚并没有多高，她真正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出自于动物世界，而是来自人类社会。比如：为什么自然界充斥着谎言，为什么“正义”的规则背后遍是漏洞，为什么雌性在人类叙述中长期屈居“第二性”，为什么爱又为什么活着？

正是对于故事性的追求，王大可曾经以为，演化生物学是一个能解释世界万物的理论——生物一切举动都是为了求偶、生殖、育雏，一切都是为了基因的利益。

但如今她已经不这么想了。她告诉我，这本书从某种意义上是一次“失败”的探索。当她想通过动物反观人性，却会发现，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你永远不知道动物是如何想的”，而所有的解释仍然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在完成牛津大学动物学系的博士学业后，王大可甚至还想过再读一个哲学博士学位，去真正找到属于人类自己的那个答案。

王大可曾经很喜欢一项研究：在牛津的郊区有一片森林，里面有野生的一夫一妻制大山雀。研究人员在山林的不同地方设立了食物基站，然后又给予了大山雀夫妻双方不同的门禁卡，有的基站只允许雄性进入，有些基站则只允许雌性进入。研究人员想要知道，大山雀夫妻会不会为了食物而分开觅食。

王大可在书中写下了这项研究的结果：“如果要最大化收益，它们应该分开觅食，各自去寻找自己能打开门的食物基站。然而大山雀夫妇并没有分离，它们携手来到一个食物基站，其中一方进去大快朵颐，另一只就在外面守候，这一只吃饱了，它们再去寻找下一个食物基站。它们牺牲了自己的进食需求，付出了更多飞行成本，有时候它们需要找寻很久，但因为有爱，基站之间的距离再远，它们也不会分开。”

这个结论超出了演化生物学的框架。当然，如果要继续利用演化生物学的框架来分析，仍可能找到很多种基于基因利益的假说来解释大山雀夫妻如此反常的行为。但这已经不是王大可想要得到的答案。她写下的答案是：“在这些动物里，为交配而斗争不再是它们生活的核心。它们的合作行为超越了单方面的利益计算，也超越了进化论的‘弱肉强食’。为什么爱，为什么活着，不是终极的利益目标，是终极的人生问题。”

如今，她对世界的故事性并没有太过于热烈的追求。“科学注重的是整体，一只鸡如何如何并不能得出任何结论，要研究一群鸡是否都发生了某种行为偏移；一只鸡此刻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时间纵深下，一只鸡的一辈子都发生了什么。科学要剔除偶然，而人生却是处处充斥着偶然。”

她更追求的是个人的故事性。作为世俗意义上的“学霸”，过去的王大可是一个非常拒绝自我的人。“会觉得你会累、你会生病、你有欲望、你有情感、你会脆弱等等这些都不好的，你应该做一个最强的人，要走最正确的方向，要‘爆裂’地生长。”但如今，她学会安定自我，允许自己缓慢生长，“我相信个体有意义，相信我有意义，相信我此刻有意义。”

“如果我要写下一本书，可能不会像这本这么有趣了。”她要更诚实地面对自我、面对人类。

（统筹 李岷 记者 余梓宏 制图 勾特）

（原标题《元故事186 期│ 动物的性 人类的爱》）

编辑 周晓飒 黄小菊 审读 韩绍俊 二审 高原 三审 朱玉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