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永远有两种钱，一种有用，它经得起正直之人目光的检测，可以拿来购买生活物资，满足各种精神需求；一种有毒，得了它，轻则失去名誉，重则丧失气节甚至生命。

《世说新语》讲了个故事。西晋王衍非常清高，看不起妻子郭氏的财迷相，口里从不言“钱”字。妻子想试探他，便命婢女用铜钱围绕在床边，让他无法下床行走。王衍早晨起来，看到钱阻碍其走路，便大声呼叫婢女：“举却阿堵物（拿开这个东西）！”世人称钱为“阿堵物”即由此而来。

王衍不喜欢过多言利，当然是好的，物质永远不是一个人生命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因为不喜欢逐利之人，连“钱”字也拒绝说，却难免显得太“作”。

在我看来，真正值得敬佩的其实是另一种人。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打响，上海沦陷，商务印书馆本部虽已迁至后方，但商务发行所和各工厂都被查抄，被抄走的书籍多达460多万册、铅字50多吨，启封时发还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时任董事长张元济留在上海苦苦维持。他坚持不向日伪当局“注册”，更拒绝与其“合资”“合作”，只靠印刷旧版图书和古籍勉强维持营业。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他听从一位亲戚的建议开始卖字，他参考当时书家的标准，制订了一个润例，除了请京、津、杭等商务分馆发布润例、代收写件，还将自己的书法作品交给荣宝斋、朵云轩、九华堂、汲古阁等知名书画店代销。他备了一个大大的圆形砚台，竹制的笔筒里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好些年。

张元济可不可以活得更轻松、更富裕些呢？那实在太容易了。上海刚刚沦陷，就有两名日本人前来求见，张元济在对方的名片背后写上“两国交战，不便接谈”，予以拒绝。汪伪政府的浙江省长傅式说托张元济一位亲戚送去一幅画，请其题字，附有11万元的巨额支票，穷得两肋叮当作响的张元济从支票的印章中发现是傅式说，立即严辞拒绝，他退回支票，并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云：“是君为浙省长,祸浙甚深……以是未敢从命。”

世间永远有两种钱，一种有用，它经得起正直之人目光的检测，可以拿来购买生活物资，满足各种精神需求；一种有毒，得了它，我们轻则失去名誉，重则丧失气节甚至生命。对“有用”之钱，一个人自然不必像王衍一样装腔作势，而可以大方取用；对“有毒”之钱，则要像张元济先生一样视若无物。

希望在“有用”的钱与“有毒”的钱之间不站错队，必须多点对物质的疏离。如果眼里只有生理上的享受，不追求灵魂品位，不看重家国情怀，甭说别人主动送有毒的钱上门，就是有毒的距你一个太平洋那么远，估计你也会心急火燎地扑上去。对享受不那么计较，分得清世事的黑白，人的贪欲就会减少，于金钱便有一定程度的淡泊，我们也就可以避免因为一时的利益而掉进某个爬不出来的陷阱。人生每一条关键的路，其实都是心走出来的。

（作者系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文学院教授）

（原题《“有用”之钱与“有毒”之钱》）